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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诺与鲁迅小说中的道德意识

作者:谢秋 更新时间:2017-8-13 10:37:09

徐玉诺是上世纪20年代初的新文学诗人、小说家,他在创作中自觉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冷静的审视着豫中农村,“这些作品虽然略嫌直露,但却直面现实,为他以后的作品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基调。”[1]在徐玉诺的文学创作中,不仅对中原农村和农民的苦难命运进行了观照和思索,还包含着其本人独特的道德意识观念,这种道德意识建立在徐玉诺长期的豫中农村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写他成长中的真实见闻,另一方面又对五四时期人的(特别是河南农民的)精神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某些方面展现出了与鲁迅对笔下人物道德状况不同的看法。

徐玉诺的小说创作数量上并不多,后集中收录在《徐玉诺诗文辑存上、下》的小说也只有25篇[2]。其中《良心》《一只破鞋》《一个可怕的梦》等影响较大。这些小说大都是表现破落农村的匪事以及邻里琐事,而在有关邻里琐事的小说中显示了徐玉诺对20年代饱经战乱的中原农民的内在道德意识的深刻揭示。

徐玉诺对人心中的道德意识及其蕴含的巨大作用是非常看重的,这一点从他1921年1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的处女作《良心》便可以看出:大律师罗子客竟因为“鱼、鸭、咸腿,还有二十三个炮台”“两千块钱的酬劳”就“在法律上辩护出一个罪人”了。然而这些违背了律师的职业道德甚至一个人起码的道德良知得来的利益,并没有给这位大律师带来快乐和满足,因此他醉酒抽烟,和“我”论辩有关“良心”作用的问题,妄图能够心安理得的面对自己道德上的堕落。然而徐玉诺并没有满足他这种自我安慰的心理,面对罗子客纠结的“良心有没有权威”,徐玉诺借“我”之口说出了一番见解,“我”的回答使得罗子客“静着一会,他在法庭上犀利的口才忽与他脱离了”……“似乎颓丧地头渐渐垂下了,但是他的喘息依旧不止。”[3]

“我”到底说了什么,让一向善辩的罗子客无言了呢?请看:

“良心固然没有条件,势力,教人怕;但是他居人的血脉系,呼吸系,神经系的中心,能够把持一切,支配一切,人都有个良心在心里,良心本不让人违犯他的条件,要是有时照顾不到,人们的行为违犯了他的条件,立时他的势力就到人的身上,各系都失掉作用;——就是电信也不能这样快!并且再没有其他条件,势力,能够解脱这个势力,教人没有罪!”[4]

这一段话说的何等酣畅明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徐玉诺小说中道德意识的初步显露:道德意识即“我”口中的“良心”,是一股无形的、无处不在的、长居于人们意识中的行为规范,虽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也没有具体实施的策略,但是“我”相信一旦“违犯了他的条件”,人们会立刻受到惩罚,并且无法解脱。这些惩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并非来自于外在力量对人身体上的惩罚,而是内在的“良心”的自我谴责和制约,因此这种惩罚很难从外力上停止,只能依靠内心的力量平息。

徐玉诺在此阐释的“良心”,实际上是人们,准确的说,是河南农民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道德意识。结合徐玉诺其他的作品(如下文说到的《农夫贾林之死》等),我们可以发现徐玉诺所竭力展示的道德意识更为原始,更加符合人性,它更像是人们头脑中天然具有的善良、同情、惭愧、忏悔等意识,准确的说,是河南农民头脑中所具有的一种在劳动生活中建立起来的较为纯粹的善恶观念。

这种道德观念可以让一个不小心纵火又害怕被罚的半大孩子,在已经成功嫁祸给附近一个拾柴小孩后,就因为拾柴小孩被众人打死前看了他一眼,以致被“射碎了心”,最终半大孩子受内心谴责心碎而死(《良心》);可以让被淫逸念头冲昏头脑乃至联合情夫杀死丈夫的农妇乔梅幡然醒悟,在可以与药房老板放心同寝的那夜早晨“披着衣服从药房里跑了出来”,一口气跑回本来要拼命逃出的自家的“破草房里”(《农夫贾林之死》);可以让因为邻居家的羊吃了自己的麦苗而伺机报复的阿斗,与邻居草包“面对面锁着……却消灭了恶意……都现出了极羞愧,极惭悔的面容”(《因为山羊的一些故事》);可以让误以为邻居晋家媳妇偷了自己家母鸡,因而气势汹汹前去问罪的任花婆,待真相大白后“大哭一声,倒在地上”(《晋家媳妇和任花婆》)。

徐玉诺的以上这些作品充分显示了传统中国农民身上那种自然而然形成的道德意识及道德选择,以及这种内在的道德力量的巨大冲击力,他们身上更多的保留着中国传统农民身上那种自然而然形成的道德意识及道德选择。在徐玉诺的作品中,农民的自私狭隘等人性弱点刻画的如此生动,而故事结尾他们由于道德自责而晕倒、死去的情节,又是那么自然贴切,好像在那里一切事情就应该这样发生,无形中有一股秩序把人们的行为都给规范好了,人们自觉地按照道德的规范约束着自己的行为。

在徐玉诺的22小说中(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朱家坟夜话》3篇),写匪事战乱和邻里琐事是其两大主要题材。写匪事的包括《一个可怕的梦》《一只破鞋》《在摇篮里(其一)》《行路》《最后的记忆》等;写邻里琐事的有《良心》《农夫贾林之死》《因为山羊的一些故事》《晋家媳妇和任花婆》等。其中对道德意识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后一类小说中。

徐玉诺和鲁迅都涉及了农民农村题材,在变现农民的精神状况,尤其是道德意识方面,徐玉诺展现出了更多的温情和希望。徐玉诺小说中的农民虽然也是愚昧落后,但良心未泯,最终能回归人性;而鲁迅作品中的农民则是麻木冷酷,道德沉沦,吃人而不自知。

鲁迅在谈起自己怎么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5]鲁迅明确地表达了当时中国面临的处境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灭的”,他对当时中国人的看法是:“熟睡”“将要闷死了”。虽然鲁迅并不否定铁屋子中还残留着少数清醒者的可能,只是这样的人太少了,而且屋子又太坚固,鲁迅对他们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怀疑。所以鲁迅又说“你现在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但是“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到以为对得起他们么?”[6]“无可挽救”便是鲁迅最后的回答,虽然他写小说来鼓动那些“正做着好梦”[7]的青年,为他们摇旗呐喊,但是他的小说人物却带着浓重的“黑灰色”——道德沦落、精神麻木,给人的感觉是沉重压抑。

相对于对农民的精神道德状况失望乃至绝望的鲁迅,徐玉诺却是尚且持有希望和乐观精神的。他眼中的农民形象虽非五四提倡的“新青年”,但却是道德底线尚且存在,而且勇于自我反省和悔过的。在徐玉诺主要涉及道德意识问题的几篇小说(《良心》《农夫贾林之死》《因为山羊的一些故事》《晋家媳妇和任花婆》)中,主要塑造了半大孩子、农妇乔梅、阿斗和任花婆等形象。这些人物身上都有着浓厚的传统道德观念,他们大概不识字,也许一辈子也没出过村子,所看所想都是基于一个农民的观念意识,怨恨也好,同情也好,都是出于一个传统农民自然而然的选择,而非某种观念或主义的鼓动。徐玉诺作品中的那种朴素质实的中国乡村风格,也正是通过此处表现出来的。

徐玉诺的这些小说中很少表现出鲜明的善恶意识,人物也没有严格的正反之分,作者对每个人物似乎都有一种“怜悯”的态度。勉强算作“恶”的一方,即便在他已取得了预定胜利后(如半大孩子成功嫁祸他人躲避了惩罚;乔梅除掉丈夫可以放心和奸夫同居),最终也会在内心的道德意识的冲击下,变成他们无法摆脱的道德拷问直至他们说出真相,但这时压迫者早已不堪折磨而至崩溃,如果受害者已经死去,就会变成胜利者无法摆脱的道德拷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胜利者想要忏悔,也失去了对象,因此一旦回归良知,便会永远成为自己良心的罪人,直至他们说出真相,这时压迫者早已不堪折磨而至崩溃。这一点在“半大孩子”身上表现的尤为鲜明。这种处理矛盾冲突的方式让人感受到了玉诺小说的内在张力,在他的小说中,人心虽有坏的一面,但还不是不可救药,他们的心中尚且沉睡着道德,还有一定的约束力。而与徐玉诺竭力所营造的这种道德回归的文化氛围所不同的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昏睡在“铁屋子”里,虽有少数较为清醒者,但最终全部闷死的结局“无可挽救”,在这里,道德对人早已失去制约的效用。

在徐玉诺眼中,一个半大孩子可以为了诬陷他人致死而心存愧疚,最终在内心的煎熬中痛苦死去;而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鲁镇的望族和权威,却对一个丧夫丧子的可怜女人深恶痛绝,原因仅仅是她嫁了两任丈夫,已经失去了对女人来说最为贵重的贞操!由他对待祥林嫂的态度:可恶(祥林嫂“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然而被其婆婆捉回家,这就使鲁四老爷失去了一个廉价而能干的劳工,实在是非常可恶)——“似乎很可怜”(祥林嫂被迫再嫁之后,先是丈夫不幸染病死去,没过多久,儿子阿毛也被狼叼走,祥林嫂重新回到鲁家当女佣。这时候的鲁四老爷看待祥林嫂,虽然觉得“似乎很可怜”,但毕竟祥林嫂没有守住寡妇的贞节,嫁给了第二个丈夫,这不仅“伤风败俗”,而且就算是给自己做工也是有辱自己的清名)——谬种(祥林嫂祝福之夜凄惨地死去,本来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但在鲁四老爷这里,却因为破坏他过“祝福”的盛大节日的美好的节日氛围,在他看来祥林嫂的死并无所谓,但是死得“不早不迟”,正好在别人过节的时候死去,那就妨碍了别人,成为鲁四老爷的眼中钉,因此“可见是一个谬种”)可以看出,虽然讲了半辈子“理学”,但在鲁四老爷这里,儒家的“仁义道德”没有发挥劝人向善的力量,反而成为了戕害人的工具:再嫁之人“伤风败俗”,祭礼之物不能让其“沾手”,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8]。这种观点不仅在饱读儒家诗书的“老监生”的心里深深扎根,就连同为女人的柳妈、四婶也都纷纷以异样的眼光看待祥林嫂,她们对于祥林嫂为什么肯嫁第二个丈夫的猜忌,以及两个丈夫地狱争尸的恐吓,更有甚者在祥林嫂拿出多时的积蓄捐了“门槛”之后还是不被众人接纳,被视为“不洁之人”禁止她参与祭礼,四婶的一句“你放着罢,祥林嫂!”彻底封死了祥林嫂生存下去的全部精神寄托,她只能在心灵的折磨中孤独死去,这些在当时最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观念是导致祥林嫂精神崩溃最主要的因素。同样是间接致人死亡,但徐玉诺笔下的半大孩子与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二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半大孩子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自觉反省忏悔,无人追究却心碎而死;而鲁四老爷在祥林嫂凄惨死去后,被人偶尔问起时仍然痛斥其为“谬种”,二者道德上的差异可见一斑。

在徐玉诺笔下,乡村是凋敝的,战乱不断,朝不保夕,但是始终展现着人间的温情,“淌将”(土匪)来了,妈妈把儿子藏在草垛中,自己去引开众匪(《一个可怕的梦》);有给读书的侄儿送粮食,嘱咐其读书歇一歇“不要过度”的叔叔,有老牛一般老了之后不能干活而被祖母讽刺,“只是默默回忆着”,虽然暗自伤心却始终温和的祖父(《祖父的故事》——在摇篮里(之二))。但在鲁迅笔下,一个鲁镇便足以显示出麻木沉闷的时代空气,它是一个小型的中国乡村,也是一所大型的“铁屋子”。如果说徐玉诺笔下的豫中乡村徐营是淌将出没拉行路人为“票子”,一边抢劫,一边喊“发财吧,朋友”[9]的恐怖之地,或者任花婆之流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就高声诅咒,让整个村子都不得安宁的鸡飞狗跳的早晨,虽然不乏农村生活的贫苦和受欺凌,但尚且还有一丝活人气,让人在这些事情之外还能感受到亲人和邻居之间的一些温情,虽然恐惧,但不至于绝望。那么鲁迅笔下的鲁镇则是闲人三三两两站立,“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10],“永远是过新年”,天地圣众“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11],看着苦闷无助的祥林凄惨死去。前者虽然可怕,尚且还冒着一丝热腾腾的人的气味儿,还有些活人的生气;而后者已经化为一座冰冷的死城,人们虽然活着,但是内心僵硬冷漠,更加让人不舒服。

徐玉诺的作品在反映大时代的荒乱和黑暗时,也反映出了大时代影响较小的农村传统道德的保留以及人性的残存,在乡土文学先驱鲁迅所表现的对人性缺失的深深忧虑之后,显示了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人性的回归,以及对道德意识巨大作用的重视与期待。另外,徐玉诺小说中传统道德意识的流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是玉诺为人和小说的宽厚处,虽然他在诗文中常表现出对人性缺失的深深忧虑,却并没有因此丧失对人性的希望和呼唤,他在小说中仍然坚持道德的力量,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使一部分对时局不满的读者得到了慰藉,在动乱和艰难的20、30年代,给他们以坚守道德底线的希望和动力。

参考文献:

〔1〕刘增杰.中原诗坛开路人——序《徐玉诺诗文辑存》[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7,(6).

〔2〕秦方奇.徐玉诺诗文辑存(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3〕〔4〕〔9〕秦方奇.徐玉诺诗文辑存(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5〕〔6〕〔7〕鲁迅.呐喊·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10〕〔1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