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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质量理论院精准扶贫发展的新视角

作者:王丹 更新时间:2017-8-13 10:34:30

一、精准扶贫与社会质量理论

(一)精准扶贫

贫困作为全球范围内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自从阶级社会出现带来的收入不平等,贫困就随之产生,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贫困带来不满的呼声越来越高,统治者越来越注重对贫困者的帮扶,从而巩固自身的统治。无论是17世纪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案》,还是20世纪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将扶贫以政策的形式落实下来。随着20世纪末期各国扶贫的深入,对于此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阿马蒂亚·森认为政府和社会应该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缪尔达尔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解决贫穷的问题需要靠政府强有力的行动;普特南认为应该大力发展信任、互惠、参与式的公民网络,提出“社区反贫困”。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调研扶贫攻坚时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记喊口号。”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对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工作机制等方面作了详尽规定,从而促进了精准扶贫的开展。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上年的7017万人减少到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上一年的7.2%下降到5.7%,年度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任务超额完成,“十二五”扶贫开发圆满收官。自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邓维杰认为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贫困户识别和帮扶机制;邢小强认为2014年全国人均GDP已达7575美元,但就不同区域和不同的社会群体而言,不平衡和不协调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莫光辉认为,精准扶贫的核心内涵在于精准识别贫困群体;赵武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存在低质低效、造血功能弱、针对性差等问题;高飞认为未脱贫的人口往往无业可扶,也无力可扶,且扶贫越往后,脱贫的难度越大。

所以,如何审视精准扶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开拓精准扶贫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一直以来,建立一个好的、高质量的社会是人类普遍的追求,关于如何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加快人类进入好社会的步伐,社会质量理论为我们研究和审视精准扶贫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和视角。

(二)社会质量理论

自从欧洲社会质量的概念提出,国内关于社会质量理论层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社会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于以“社会性”为基础所构建的社会质量理论体系,即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所形成的两组紧张关系的讨论。二是社会质量理论适用性的讨论。这方面主要集中在如何用社会质量理论来评价中国社会的发展,如何以中国的国情、文化制度等为出发点,以欧洲社会质量为原型,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质量,构建能够评价中国社会质量的指标体系,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学者有林卡、杨泉明、杨明洪。当然,这两个方面仅仅是关于社会质量理论的探讨,关于社会质量的研究和讨论不只局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还涉及到社会质量研究的方法论、社会质量的实证研究以及社会质量政策研究等方面。由于本文主要是对社会质量理论的探讨和检视,所以,社会质量的其他研究方面并不涉及。

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体系包括建构性因素、规范性因素以及条件性因素3组因素。建构性因素的关注点在于“合格的行动者”,此因素将着眼点放在个体,即个人发展的层面:个人是安全的,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尊重,各个群体与社会系统以一种开放的状态来促进个人的发展,个人不管是在生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有发展的能力。条件性因素的关注点在于“社会环境”,此因素是社会质量的核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4个维度,其着眼点在于社会在促进个人发展的前提下,应该满足哪些要求,达到什么标准。规范性因素的关注点在于判断社会质量的“适当性”,此因素的着眼点在于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讨论。

根据班杜拉的三元交互论:环境、个人的内部因素和行为三者之间不仅仅是相互独立和分裂的,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在此,我们可以认为环境就是社会质量的建构性因素,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4个维度;个人的内部因素就是社会质量的建构性因素,因为建构性因素所关注的“合格的行动者”是千差万别的;行为就是社会质量的规范性因素,规范性因素是一种判断标准,用来判断建构性因素和条件性因素相互连接的适当性问题,主要涉及的是价值和意识层面的内容。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质量理论的讨论多集中于社会质量条件性因素—四维度的讨论,而对于社会质量的建构性和规范性因素讨论较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学者对于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缺乏深入的讨论,对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没有把握好“扬弃”的度,另一方面,因为社会质量的条件性因素是和指标的构建与测量密切相关,一直以来,我们对于那些成效快、产出高的事物总是拥有极大的热情,关注社会质量的条件性因素可以直接对某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质量进行评价。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对于条件性因素的过度关注,会影响我们对于社会质量理论的全面和深入理解,容易以偏概全,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过度关注社会质量的条件性因素会使社会质量理论完全沦为一个空洞的政策工具,使社会政策缺乏一定的价值理念支撑。所以,将社会质量理论的3组因素和精准扶贫有效地结合起来,能够既为精准扶贫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发展的新方向,又能深入理解社会质量理论。

二、精准扶贫发展的新视角:社会质量理论

(一)建构性因素:精准扶贫的立足点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社会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们行动所构建的一种结果。建构性因素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个体,个人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构建这个社会,个人能力、社会认知、社会反应是社会质量建构性因素的内容。精准扶贫是对世界反贫困方法及理论的创新,体现了以人为核心、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以人为核心是反贫困的根本出发点,要使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基本的教育、医疗、居住、饮食等需求,实施精准扶贫能够更加精确地把真正贫困的群体纳入帮扶体系之中。我国的扶贫策略已经由原来的“输血式”扶贫模式改变为“造血式”扶贫模式,扶贫开发呈现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社会扶贫的“三位一体”格局。治理贫困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贫困人口主动参与,提高自己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这样才能改变贫困的面貌。

社会质量理论关注个体能力发展,强调个体能力以及社会认知的发展,所以,精准扶贫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更加关注个人能力、将个体的发展贯彻到扶贫工作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将贫困人员和贫困户看成被动的个体。

(二)条件性因素: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

社会主体的行动,要形成自我实现和集体认同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社会质量的条件性因素是社会质量理论的核心,也是社会质量理论的基础。主要包括4个维度,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社会经济保障主要关注的是物质资源,社会赋权主要关注的是能力的提升,社会包容和社会凝聚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互动、社会关系。

精准扶贫在对个体的帮助方面并不仅仅只是给其物质帮助,其优越性在于更加着重提高贫困者的能力,早日实现主动脱贫。近年来,多维贫困理论的发展,使人们对于贫困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邹薇利用CHNS数据,选取收入、教育和生活质量3个维度上的8项指标,对中国国内多维贫困的现状做了深入研究;张庆红选取了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4个维度共9个指标,用A—F方法测度该区域的多维贫困;庄天慧认为贫困对象的识别瞄准不仅要考虑经济收入,同时还要考虑教育文化、健康卫生、社会保障等状况,贫困人口的能力问题与获得公民权利机会平等是贫困测量的重要指标。汪三贵认为贫困人口要永久脱贫,可持续创收能力是关键;马艳坤认为在扶贫方式方面,实施教育扶贫是必要且影响最为深远的;朱爱国认为“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教育在促进扶贫、防止返贫方面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可持续性的。

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运用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实证测算成为了研究的趋势,这种成果也对了解国内贫困的原因,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起到推动作用。所以,将社会质量条件性因素的4个维度和多维贫困理论有效结合起来,既关注物质资源、人际互动,又关注个体能力的发展,将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作为人们识别贫困和帮扶贫困的出发点,对于精准扶贫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规范性因素:精准扶贫的价值牵引

社会是由人的活动所构建的,但是人的活动会受到一定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指导,社会质量的规范性因素具有较强的价值导向和意识形态意味,在关注集体福利的同时关注个体赋权,它主张社会公正(平等)、社会团结以及人的尊严。精准扶贫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提供平等的机会,让人们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所以,精准扶贫和社会质量理论的规范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以社会质量的规范性因素为指引,确定精准扶贫的大方向,对于实现公平公正、社会团结、人的尊严得到充分尊重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质量理论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评价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标准,为我们各项政策的实施和效果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和思路。精准扶贫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用新的理论和新的思维去解决这些问题,完善精准扶贫的发展机制。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将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精准扶贫的过程之中,不断丰富精准扶贫的内涵,才能够实现高质量的社会目标。

参考文献:

〔1〕马艳坤,肖金成.“十三五”时期精准扶贫的基本思路[J].经济与管,2016,(4).

〔2〕汪三贵,刘未.以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新思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5).

〔3〕揭子平,丁世军.农村多维贫困测度及反贫困对策研究—基于湖北省恩施市农户调查数据[J].农村经济,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