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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处理的我国居民收入与消费统计再认识

作者:王志平 更新时间:2017-5-19 14:54:28

一、国民经济统计中的虚拟处理及其影响

1.国民经济统计中虚拟处理的基本概念

国民经济统计①的任务是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定量的测定和表达。国民经济活动主要包括生产、分配和消费,其中处于源头和决定性位置的是生产。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201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5》对GDP的解释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有意思的是,2016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给这个定义作了调整,去掉了“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这样一个定语[1]。其中,的确存在奥妙。《中国统计年鉴2016》对于GDP定义的调整并没附加说明,但我们相信,这个调整绝非出于“简略”的缘故。

一般而言,只有进入市场交易环节的生产活动才进入GDP的统计范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编制的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主张将某些非市场活动也纳入GDP统计的生产范围。比如,自有住房对居住者产生的住房服务,农户自产自用农副产品,雇主为雇员提供免费餐饮。由于上述生产活动是在住户②内部等非市场环境下完成的,既没有具体的货币交易发生,也没有明确的活动价格和价值显示,因而如果要将这些活动计入GDP,必须赋予这些活动一定的等价价值。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编制的SNA把这样赋予非市场生产活动以等价价值的方法和过程称为imputation。这里,我们把imputation翻译为“虚拟处理”。虚拟处理得到的价值就称为虚拟价值(imputed value)。同样,对非市场收入的虚拟处理结果就是虚拟收入(imputed income),对非市场消费的处理结果就是虚拟消费(imputed consumption),对非市场支出的虚拟处理结果就是虚拟支出(imputed expenditure)③。考虑到虚拟处理及其影响,2015年及以前对GDP的定义(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容易引起争议。2016年国家统计局在上面这个定义中去掉“按市场价格计算的”限制性定语,是明智的。

必须指出,对某些非市场活动进行虚拟处理,并将虚拟处理的结果计入GDP等国民经济账户项目,并非那些非市场活动本身是“虚拟”的。从经济效用和经济福利的角度看,那些非市场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并不“虚拟”。比如,农户自产自用农副产品,其生产和消费过程都是实实在在的。又如,自有住房住户在自有住房上获得的“住房服务”,与租赁他人住房获得的“住房服务”一样,是实实在在的。

2.国民经济统计虚拟处理的具体内容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考虑的虚拟处理范围和内容,总的来讲是遵循联合国等国际组织1993年版SNA精神的。GDP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在实际核算中,对应地GDP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这三种计算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和构成。从价值形态看,GDP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涉及的生产范围包括三部分:其一,生产者提供或准备提供给其他单位的货物或服务的生产;其二,生产者用于自身最终消费或固定资本形成的所有货物的自给性生产;其三,住户自有住房向自身提供的住房服务和付酬家庭雇员提供的家庭服务的自给性生产。自有住房服务是典型的、主要的虚拟处理内容。住在自家房子里,从GDP核算的角度看,与通过租赁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有类同的地方,即相当于住户向自己租赁住房。这时,住户具有双重角色,一是出租方,一是租赁方,住户在支付一笔租金的同时也收进了一笔租金。

根据SNA精神及国际经验,目前在数额上最有影响的三项虚拟处理内容分别是:(1)自有住房服务;(2)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向客户免费提供的服务;(3)雇主向雇员免费提供的健康和人寿保险服务。此外,国民经济统计中的虚拟处理还考虑农户自产自用的农副产品,雇主向雇员提供的免费餐食住宿等服务,军队等国家机构向机构人员免费提供的衣食等物品和服务,等。

目前的国民经济统计实践也仅仅把一部分具有经济效用和经济福利意义的非市场活动纳入经济核算和经济统计的范围。如何限定或扩大虚拟处理的范围,是一个难题。一些学者主张将家庭乘用车的使用、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纳入虚拟处理范围,但尚未有政府统计部门采纳这样的建议。

3.虚拟处理对国民经济统计的基本影响

(1)对国民经济活动总量的影响

统计国民经济活动时,是严格按照“市场原则”——唯有显现市场交易活动的生产过程才计入国民经济统计范围,还是放宽“市场原则”约束——考虑部分未显现市场交易活动的生产计入国民经济统计范围,其统计结果当然是有差异的。发达经济体的统计实践表明,按照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SNA精神对某些非市场活动采用虚拟处理之后,一个经济体的GDP会增加5%以上。美国目前对非市场活动作虚拟处理而获得的增加值份额,在全部GDP中超过15%。其中,2015年美国GDP中光自有住房服务这一项产生的增加值为1.2909万亿美元,在当年美国GDP中占7.16%。[2]

(2)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影响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产业结构分类是三分法,包括一产(农林牧副渔)、二产(工业和建筑业)和三产(服务业)④。尽管各国在三大产业的具体二级门类划分方面存在差异,实施虚拟处理的各国将多数虚拟处理的结果(产出或增加值)纳入第三产业(服务业)的门下。比如,自有住房虚拟租金对应于“自有住房服务”,划分在“房地产业”之下。这样一来,按照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SNA精神计算某些非市场活动的虚拟增加值之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会因此得到提升,第三产业的GDP占比也相应会得到提升。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要显著低于美国。其中,固然存在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等决定性因素,但自有住房虚拟处理的差异,是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因素。[3]

(3)对居民收入内容和水平的影响

国民经济统计中的虚拟处理,不仅产生虚拟国民生产,也形成虚拟居民收入和国民收入。2015年美国“个人收入”(personal income)为15.4585万亿美元,其中未见货币流动的虚拟收入为1.5345万亿美元,占9.93%。[4]我国过去统计居民收入时,比较重视现金收入,而对非现金收入考虑不够。考虑居民虚拟收入,对社会政策的科学制订很有意义。两个人口、工资收入水平一样的低收入家庭,一户拥有宽敞的自有住房,一户需要租借住房,若其它条件雷同,这两个家庭的生活条件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考虑进自有住房虚拟租金因素,这里的差异就容易理解了。

(4)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

虚拟处理涉及的,除了虚拟生产,虚拟收入,还有虚拟消费。农户自产自用农副产品,从生产的角度看是虚拟生产;这些农副产品的类比市场价值扣除生产成本,构成农户的虚拟收入;而这些农副产品的类比市场价值,就是农户的虚拟消费。居民住在自家屋子里,就等于消费自己的自有住房虚拟收入。在2015年英国的国民经济统计中,全体住户居住方面的租金(不含能源设施等费用)总额为2503亿英镑。折算到6510万人口,人均“消费”约3845英镑。在人均3845英镑的居住“消费”中,约有2920英镑(占75.9%)实际未发生货币流动,系“虚拟租金”。2015年法国全体住户的消费支出是11559.87亿欧元,其中住房消费(租金)是2231.13亿欧元,而住房消费的76.2%系“虚拟租金”。[5]许多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很低,一个奥秘在于,自有住房服务的虚拟消费撑大了基数。通常,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其中原因非常复杂,但自有住房服务虚拟租金的低估,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如果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虚拟消费,则相关国家的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

二、虚拟处理对我国居民收入统计的影响

1.区分几种不同的居民收入

我国的国民经济统计从2013年起,“居民收入”统计的数据表达较多采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概念,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可分为全口径的“可支配收入”和限制性口径的“现金可支配收入”。从目前的统计结果看,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现金可支配收入”的差额,主要是由自有住房虚拟净租金这一“虚拟收入”构成的。国家统计局对“自有住房虚拟(净)租金”的规范名称是“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我们以为,这两个名称的实质是一样的。事实上,我国一些省市统计部门在公布统计数据时采用了“虚拟租金”这样的名称。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这里的“实物”收入,既包括物品类具有物质形态的实物,也包括服务类实物。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包括就业人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从事各种自由职业、兼职和零星劳动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和福利。经营净收入是指住户或住户成员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财产净收入是指住户或住户成员将其所拥有的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交由其他机构单位、住户或个人支配而获得的回报并扣除相关费用之后得到的净收入,其中就包括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转移性收入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住户的各种经常性转移支付和住户之间的经常性收入转移。[6]

2.虚拟收入对我国居民收入的影响

2015年我国居民人均现金可支配收入为20424.3元,包括实物收入在内的全口径可支配收入为21966.2元,比现金可支配收入多出1541.9元,多出部分占全部可支配收入7.02%。见表1。有趣的是,在构成可支配收入的四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几乎全部是由现金收入构成的(占99.48%),经营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绝大部分也是由现金收入构成的(分别为95.63%和93.55%),而财产净收入中的现金收入和非现金收入分别为689.5元和1050.1元,财产净收入居然主要是由非现金收入构成的。

表1 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情况

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表6-1数据计算而得。

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2015年全国居民财产净收入的具体项目构成。部分地区公布了2015年当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具体项目构成。表2给出了浙江省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从中我们可以一探财产净收入的奥秘。2015年浙江省全体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为4079元,其中最大的构成是“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占53.86%。对于城镇居民而言,人均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为3444元,在人均财产净收入中占56.94%,或在全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6.18%。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是典型的虚拟收入。这笔收入不会在居民的银行账户上有任何显示,也不会以现金方式得到表现,但它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

表2 2015年浙江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单位:元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6》表5-25。

3.虚拟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

过去,我国居民收入来源相对狭窄、单一。在城镇,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居民的收入差异主要由工资收入差异来决定和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工资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1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占比为56.72%。2000年,这个占比约为65%。而在1985年,这个占比高达83%。居民收入构成的多样化,包括虚拟收入概念和统计的悄然出现,引导我们去思考,不同收入构成的差异对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

思考之一,虚拟收入的统计方法和结果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

由表2可以发现,浙江省2015年的农村居民的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为0元,这似乎与现实不符。原来,这是由国家现行统计制度决定的。国家统计局考虑到我国城市和农村的住房租赁市场的发育的不一致,目前计算城镇和农村的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是指现住房产权为自有住房的住户为自身消费提供住房服务的折算价值扣除折旧后得到的净租金。计算方法如下:

自有住房年度折算净租金=自有住房年度折算租金-购建房年度分摊成本 (公式1)

公式1中,“自有住房年度折算租金”主要是依据自有住房的市场估值和折旧率折算的:

自有住房折算租金 = 自有住房市场现价估值 ×年折旧率 (公式2)

“购建房年度分摊成本”是根据购建房的购入价格和相应的年折旧率来进行计算的。由于大多数的农村区域并不存在住房交易市场,难以对其进行估值,统计部门简单假定农村居民的房屋市场价值等同于当年的建房价格,折算后的净租金为零。在目前的调查统计实务中,仅对城镇居民计算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内在含义、构成是有差异的,严格意义上两者是不能简单加合和比较的。就此而言,虚拟处理的方法拓宽了我们观察居民收入水平的眼界,但不够成熟、不够一致的虚拟处理又给我们准确对比不同对象的收入水平制造了障碍。

思考之二,虚拟收入的统计方法和结果对城镇(或农村)范围内部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

由公式1和公式2可以看出,目前城镇居民的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是自有住房年度折算租金与购建房年度分摊成本的差额,而自有住房年度折算租金主要是由自有住房市场现价估值决定的。房价的上涨,会导致自有住房市场现价估值的上升,这自然会导致拥有不同自有住房的居民之间收入水平绝对差异的扩大。然而,这是否一定导致居民之间收入相对水平差异的扩大,或许不能一概而论。澳大利亚学者对1988-89年的澳大利亚情况作了研究,发现不考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9,考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的基尼系数是0.38。[7]有学者对比利时、德国、希腊、意大利和英国等五个欧洲国家的虚拟租金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几乎所有被研究对象的贫穷度和贫富差距都由于考虑虚拟租金而有所下降。[8]奥地利专家的研究发现,自有住房、租赁补贴和免费住房等虚拟收入因素,有缩小居民收入差异的效应。[9]我国由于城乡二元、东西二元的现实,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在此问题上,需要政府统计部门发布更多的数据,需要更多学者予以关注。

 

 

 

三、虚拟处理对我国居民消费统计的影响

1.区分不同居民消费的内涵和统计

现代汉语的“消费”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日语中的“消费”,是对英语consumption的意译。[10]我国在较长一个时期,狭隘地认为消费是“为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财富”[11]。在现代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统计领域,消费可以分为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就居民消费而言,主要是指生活性消费。与居民生活消费对应的支出,便是居民消费支出。1992年我国采用与SNA基本一致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后,居民消费是指常住住户对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居民消费除了常住住户直接以货币形式购买货物和服务,还包括以其他形式获得货物和服务的消费。如,雇主以实物报酬及实物转移的形式提供给雇员的货物和服务。又如,住户自己生产并由住户自己消费的货物和服务,这里的服务仅指住户的自有住房服务和付酬的家庭服务。还如,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媒介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12]

我们把居民消费中未直接发生货币支付的消费,称为虚拟消费。典型的居民虚拟消费有:(1)住户自有住房服务,按自有住房虚拟租金计算;(2)农户自产自用的农副产品;(3)雇主免费提供或支付的消费性物品和服务;(4)金融保险机构免费提供的服务。

2.虚拟消费对我国居民消费统计的影响

虚拟消费概念的引入,可以显著拓展我们对居民消费范围、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的认识。

目前我国对居民消费的统计,是分“国民经济核算”和“人民生活”两个系列进行、并以两套报表公布数据的。前者属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领域的工作,后者属于住户调查领域的工作。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显示的居民消费统计结果,与住户调查显示的居民消费统计结果并不一致。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我国2015年“支出法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支出为26.48万亿元,“人民生活”口径下的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5712万元,我国2015年年中的人口约为13.7122亿。容易算出,“人民生活”口径下的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量约为21.55万亿元,这个总量仅为“支出法生产总值”口径下居民消费支出总量的81%。这里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两个统计系列的覆盖范围和具体方法的差异造成的。当然,我们也不必忌讳,这里的确存在居民消费统计改进的空间和必要。

从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中,无法看出虚拟消费的数量与结构。一些省市自治区在公布的支出法生产总值中,透露了虚拟消费的有关数据。《广西统计年鉴2015》给出了2014年广西支出法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结构。见表3。

表3 2014年广西支出法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

单位:元

 

 

 

 

 

 

 

 

 

 

 

 

 

资料来源:《广西统计年鉴2015》表2-12。注:医疗保健类支出中包含公共医疗消费支出。

在表3中,居民消费的(8)-(11)项可视作虚拟消费。其中,广西城镇居民的“虚拟消费”合计为739.68亿元,占城镇居民消费总额的16.8%;同年广西农村居民的虚拟消费为331.22亿元,占农村居民消费总额的19.3%。上述两个占比足够表明,居民虚拟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意义。

由表3可进一步发现,若不考虑虚拟消费,2014年支出法生产总值口径下广西城镇居民消费中占比居前5位的内容依次为食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和居住;而考虑虚拟消费之后,包括自有住房服务虚拟支出在内的居住消费在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中的占比均前移为第二位。引入虚拟消费的概念和统计后,我们对居民消费结构的认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3.重新认识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

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恩格尔系数是居民消费结构研究中引起较多关注的一个内容。我国在制定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时,恩格尔系数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最初设定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中尚无居民虚拟消费的概念和内容。统计居民恩格尔系数,至少有三种数据渠道。第一是根据居民现金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支出的份额来确定,第二是根据居民消费支出(现金消费+非现金消费)中食品消费支出的份额来确定,第三是根据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中的份额来确定。上述三种方法计算的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通常是不一样的。考虑或不考虑居民虚拟消费,直接影响三种恩格尔系数统计方法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多年来的确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统计口径和方法存在差异。

根据《广西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我们发现,消费支出和现金消费支出口径下统计的居民恩格尔系数较高,支出法生产总值口径下统计的居民恩格尔系数较低。根据表3可以算出,支出法生产总值口径下广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2014年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0.57%和34.88%。但是,表4显示,由住户调查得到的广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发生了“变化”。在包括非现金消费的“消费支出”口径下,2014年广西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18%和36.90%;在纯粹“现金消费支出”口径下,2014年广西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0.51%和34.90%。矛盾是显而易见的——“现金消费支出”口径下2014年广西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居然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中有一部分属于农副产品“自产自用”的“虚拟消费”。因此,在“现金消费支出”口径下计算恩格尔系数,容易产生问题。《广西统计年鉴2015》公布的2014年广西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2%和36.9%,采用的口径不言而喻。

表4 2014年广西居民消费和现金消费中的食品支出

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2015》表11-5、表11-6、表11-16和表11-17整理计算。

就全国而言,2013年起实施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从此有了“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全国居民现金可支配收入”“全国居民消费支出”和“全国居民现金消费支出”这样的概念和统计。我们认为,目前情况下计算恩格尔系数,采用包括现金和非现金消费在内的“居民消费支出”作为分母,以包含非现金支出的食品消费支出作为分子,是比较合理的。必须指出,由于统计口径和方法发生变化,2013年及以后的居民恩格尔系数与2012年及以前的数据是不能简单相比的。媒体上常见有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多少个百分点的报道,其说法就定性而言是成立的,就定量而言未必科学。

四、对提升我国居民虚拟收入和消费统计水平的期待

1.持续对标国际标准和发达国家先进水平

虚拟处理是国民经济统计中的特殊内容。我国在1990年代初推出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开始就依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制订的SNA有关精神,考虑了虚拟处理(imputation)的因素。但就统计实践而言,应当承认,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是有距离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网站上可以查到35个OECD成员国以及中国等10个非OECD成员国的统计数据,其中多数国家的统计数据中包含虚拟消费方面的内容。中国是未能显示虚拟消费数据的少数国家之一。

2.不断增强统计制度的科学性和公开性

统计制度面对的是变化的客观世界,因而任何经济体的统计制度都需要根据时代变化而变化。中国存在比较显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而在虚拟收入和虚拟消费的统计方面会面临比发达经济体更复杂的情况。这对我们统计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2016年4月,国家统计局党组在中央巡视组巡视之后的整改报告中,明确要“加快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其中一项任务便是推出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改革方案。与统计制度的科学性同样重要的,是统计制度的公开性。中国的统计制度,就其内容的丰富性、覆盖性和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有了质的飞跃。但是,中国统计制度和方法的公开性,离开学界和公众的要求,距离甚远。包括虚拟收入和虚拟消费统计在内的统计制度,许多还深藏在统计部门内部,公众难以与之见面。

3.不断增强统计数据的透明度和易达性

我国统计数据的透明度,虽然在不断进步之中,却依然常受批评。一方面,今天存在查得到制度,但不易查到数据的问题。比如,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明确包含虚拟生产和虚拟消费的内容,我们却难以查到足够丰富的虚拟生产和虚拟消费的数据。另一方面,也存在查得到数据,却不易查到制度和方法的问题。比如,政府统计部门已经能够及时公布CPI数据,但是我们难以明了政府编制CPI的具体方法,如虚拟消费对CPI的影响是如何被考虑的。包含虚拟生产、虚拟收入和虚拟消费在内的虚拟处理统计水平,只能在实践打磨的过程中得以提升。一个有效的、必须的途径便是统计部门的工作能够得到公众的关注和监督。统计工作越是透明、越是容易为公众了解,统计工作的水平越可能得到有效提升。

美国国民经济统计部门每年公布一个有关国民账户中虚拟处理结果的专门表格,其内容有260行之多。另外,美国国民账户(NIPA)报表中至少有12个报表涉及虚拟处理。直至目前,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入口的国家数据库中找不到任何虚拟处理的直接数据。美国官方每年出版的《美国统计摘要》中出现虚拟处理的统计数据,至少可以追溯到1940年。2016年9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可以说内容十分丰富,篇幅达959页。但是,《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找不到任何直接表达虚拟处理结果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在国民经济统计方面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队伍。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中国在虚拟收入和虚拟消费统计方面,迅速迈出新的步子。也只有这样,我们对民生发展的认识及其政策制定,才能更加科学、更加全面、更加有效。

 

 

 

 

注释:

①这里,我们使用“国民经济统计”而非“国民经济核算”的表述。严格地说,国民经济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并非相同概念。按照一般理解,国民经济统计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主体内容,但远不限于国民经济核算。邱东(2011)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统计包括国民经济资源统计、国民经济总量统计、国民经济过程统计、国民经济动态统计、国民经济结构统计、国民经济关系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七大方面。我们认为,国民经济核算是国民经济统计的一个方面,国民经济统计既涉及基础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也涉及对统计结果的分析。因此,无论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国民经济统计都要比国民经济核算宽泛。按照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国民经济核算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主要内容。

②在国民经济统计中,严格意义上“住户”和“居民”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住户对应的英语是household,居民对应的英语是resident。作为国民经济微观层面调查统计的对象,国际上更多把住户(household)、而不是家庭(family)当作基本单位。我国过去用得更多的统计概念是居民(resident)而不是住户(household)。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在统计概念使用方面注意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比如,《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将“居民消费”翻译为Household Consumption,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翻译为Urban Households和Rural Households。

③必须指出,在国民经济统计领域,同样的英语imputation,在不同的上下文场景中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异的。在统计学中,imputation是个重要的概念,也是重要的统计方法。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统计实践中,会出现数据“缺失”的情况。如住户调查中要分20个指标调查1000个对象,结果有一定数量的受访对象在某些指标上该回答而没有回答。统计学上有一定的科学方法对那些缺失的数据进行补缺。统计学中的imputation,就是对缺失数据进行补缺的方法和过程。目前我国统计学界对统计学中的imputation的习惯翻译是“插补”。因此,统计学中的imputation(插补)的本义,较之国民经济统计领域对非市场活动的imputation(虚拟处理),有着明显的不同。事实上,国民经济统计实践中,也会出现数据缺失的问题,也需要“插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统计实践中的imputation与统计学中imputation的含义是一致的。

④我国从2013年起,国民经济统计上规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三次产业的划分在国际上并不完全统一。严格而言,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规定并非适用于所有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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